记忆中的那块大田,平坦、广阔,原是大队的口粮地。一年三百六十天,麦子和玉米夏秋轮作,踩着时令的鼓点,衔接起庄稼人的光阴。
然而,在我七八岁的秋天,它失去了庄稼地的身份,成为机车实验站。
刚开始,大田四周没有围墙,地面也没硬化,经过压路机反复碾压之后,地面变得坚硬而平展,远远望去,曾经的繁茂,好似被一张白铁皮取代。
我曾以为,大田再也不会长草了——这是一件或多或少让人忧伤的事情。
但是,春天是公平的,打罢春还没几日,便追来一场喜雨。这由春天酿造的酣酒,让土层下面野草的魂魄犹如醍醐灌顶,一下子觉醒了。
憋屈多日的野菜,提枪上马,开弓射箭,“白铁皮”上很快插满了绿色的箭镞和招摇的旗帜。
大田里长出很多荠菜,一铲子过去,就能铲起一大把。只不过在四十年前,在我们村,大多数野菜都只是被用来喂猪喂鸡。
从困难岁月里过来的乡下人,早把野菜吃伤了。
礼拜天的半晌,我去大田打猪草。那里很多人,花奶也在。
虽是本家的长辈,但她平日里对我们并不随和,我和她也不亲近,还有点莫名地厌恶她。
那时,她已经七老八十了,至少看上去是那样老。
她的头发快掉光了,脑后居然还绾着个纂儿。印象中,花奶冬天一身黑,夏天一身灰,斜襟的大布衫和下身的大裆裤,都打着针脚细密的补丁。
花奶从不高声说话,也不扎堆儿,不像其他老太太,整日凑在一起做针线,拉家常。
甚至,我很少见花奶笑,好像她的一生,没有一件值得她高兴的事。她脸上的皱纹,肉眼可见地越来越深,越来越多。
那双外八字的小脚,勉强支撑着她摇晃的身躯。不知为何,她的头和手无时无刻不在抖动,整个人就像树上的一根枯枝,随时都有被风吹落的可能。
老成那样,花奶也不得闲,围着锅台煮饭,下到河滩洗衣,忙忙碌碌,默默无闻。
大田被占的那年春上,花奶又颤抖着身体,把大桐树周围的杂物打理干净,再用小锄头沿着桐树一圈刨窝,播下丝瓜籽儿。
盖上土,浇了水,还不算完,她又扎上圪针枝,以防幼苗出来后被鸡子啄了。
辛勤播种的花奶,那年并没有尝到收获的滋味,原因在我。大概率是因为无事生非吧,我趁四下无人,把头顶黑壳刚破土而出的丝瓜苗都给拔扔了。
花奶弯着老腰,瞪着老眼,嘟囔道:“咦?奇了。咋不出苗哩?估计是留的籽儿不中用了啊!”
这时,我躲在不远处的矮墙根儿,心里居然没有半点儿罪恶感,还忍不住想笑,仿佛自己办了件多么光彩的事情。
几天后,我开始后悔,意识到自己干了一件蠢事,可我又没有当面道歉的勇气。
所以每次看到花奶,我心里都发虚,仿佛她浑浊的目光已经直逼我的内心,洞察到丝瓜不出苗的秘密。
那天,花奶到大田早,已经挖了大半篮的荠菜,正坐在地上歇息。
我原本想绕过她,她却冲我招招手:“丫儿,来这儿挖,这儿的又多又大。”果然,花奶找的这片地方,荠菜油绿动人。
那时,我还不懂取舍,只想一股脑儿把那些荠菜挖干铲净,若不是花奶催促,我真舍不得离开。
见花奶腰弓着,一手拄拐,一手挎篮,模样比我还吃力。
我灵机一动,捡来一根又粗又直的树枝,我俩搭伙儿抬着两篮荠菜往家走。花奶走路慢,又不利索,可把我拿捏坏了。
然而,我心里喜滋滋的,因为我肩上抬的不只是荠菜,还有我对花奶迟到的歉意。
作者杨枥,本名杨亚丽,《牡丹》杂志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签约作家,洛阳文学院签约作家,涧西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洛阳晚报》专栏作者。
作品见《山东文学》《福建文学》《当代人》《散文选刊》(选刊版)《黄河》《大地文学》等期刊。出版散文集《獐子路过瓜田》,曾获第二届全国非虚构散文“罗峰奖”二等奖、第三十届孙犁散文东丽文学奖、第五届大地文学奖等。中篇报告文学《天青梦》入选2020年中国作家协会深入生活扶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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