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山慧海 薪传真火

　　智山慧海  薪传真火——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南阳冯友兰研究会  王景文

　　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以下简称《新编》），感觉穿越了一条长长的历史隧道。先识孔、孟、老、庄，后遇程、朱、陆、王，走近孙中山、毛泽东，神殿圣堂，圣贤毕至；上下自商周至20世纪70年代，先后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近现代哲学，三千余年中国哲学思想溯源探流，源远流长，吞吐百家，气象万千。读完《新编》，眼前一亮，神朗气清，仿佛走出了隧道。掩卷覃思，感慨系之。《新编》皇皇七卷155万言，鸿篇巨制，蔚为大观，智山慧海，薪传真火。《新编》是冯先生最后十年用生命写就的传世大书，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第一部上从商周下至新中国完整的系统的中国哲学通史，既是一部中国哲学大史，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大史和中国文化大史，是研究中国哲学和研究冯友兰绕不过去的不可不读的一部最重要的经典巨著。

　　一

　　新中国成立第5天，1949年10月5日冯友兰先生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他说：“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主义，准备在5年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本《中国哲学史》”。8天后，毛泽东10月13日即给冯友兰写了回信：“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冯友兰与毛泽东的信函往来，是当代哲学史上的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对此，我们可以有多重理解，但其中两点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一是它是作为哲学家的冯友兰的哲学观开始转变的标志；二是它是作为哲学史家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同时也表明了他要重新写中国哲学史的愿望。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冯先生就接触马克思主义，部分地接受了唯物史观。他在1936年《秦汉历史哲学》一文中说：“依照唯物史观的说法，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一有变化，其它方面制度，也一定跟着要变。”冯先生是位爱国者，他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中国革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拯救出了中国，重新获得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冯先生诚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打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冯先生的愿望是真诚的，并且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新史的思考写作上。但他逐步认识到，当时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是苏联“学术权威”提出来的方法，在这样条条框框、生搬硬套的情况下，写出了《新编》第一、第二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冯先生虽然受到批判，但仍坚持《新编》的写作，只是按照“当时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又一次走入歧途。经过两次折腾，进入八十年代，冯先生开始重写《新编》时说：“我决定在继续《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从1980年到1990年，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冯先生重新焕发了生命的创作活力，终于完成了《新编》七册155万字的著书夙愿。

　　从1949年到1990年，前后历时40余年，冯先生早年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说，将用5年时间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从时间上说太迟后了。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导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殊非易事。马克思主义作为新中国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冯先生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重写中国哲学史，是势所使然，也顺理成章。但建国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的理解存在不全面甚至扭曲的地方，而建国后冯先生对唯物史观也是初有领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还比较生疏，但又不能不马上应用，来不及消化吸收。同时，对于自己原有的新理学哲学仍深有感情，而这些部分保留坚持的旧学说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协调，还没来得及想得清楚。这样写《新编》不可能不走弯路，也不可能顺利，不断修订重写，时间拖的很长，步履十分艰难。冯先生深有感触，在《新编》绪言写道：“我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五年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话真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到哲学史的研究中，那就更困难了。”

　　冯先生一生和马克思主义结下不解之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冯友兰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开创性尝试，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写的中国哲学史。它采用唯物史观来说明中国哲学发展的背景和哲学的性质与功用，注重唯物史观贯穿全书；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和评价不同哲学家派别的哲学思想；明确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领划分中国哲学史的分期；以阶级斗争为经，民族斗争为纬，论述比较全面地处理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这些都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色彩，表明了冯友兰在新编中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自觉运用。尽管在运用中还存在着不少简单机械的毛病，但总的说来，《新编》总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它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创性的探索和尝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从“一个相结合”到“两个相结合”，冯先生具有开创之功。同时也为三大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良性互动进行了一次创造性实验，无论是成功之处还是不足之处，都值得后人借鉴。

　　二

　　冯友兰先生一生七十余年学术生涯，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冯先生的生命就是学术的生命，《新编》是冯先生后半生的生命所系。天佑哲人，锡与长年，冯友兰用生命的最后十年，在八十五岁至九十五岁的高龄，否去泰来，情不自禁，欲罢不能，以耄耋之年，病残之躯，呕出心肝，沥心血脑汁，用拼命精神，完成皇皇七卷155万字的《新编》传世巨作，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学术史上的奇迹，也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举凡诗史型巨作都是与巨人式作者密不可分的。读书研史，贵在知人论世。金岳霖说，中国哲学家的哲学就是其人的传记。文如其人，书如其人，真实是文即其人，书即其人。从建国后给毛泽东写信表达重写中国哲学史，到60年代完成一、二册，70年代对之反复修改，80年代又决定另起炉灶从第一册开始重写，到最后90年代完成整个创作，《新编》几乎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曲曲折折，反反复复，耗费了冯友兰半生的大部分时间和心血。而与此同时建国后的四十年间，冯先生个人的经历也是风风雨雨，波波浪浪。其中的三十年时间里，冯先生所作的事主要是忏悔，身体和精神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在长期接受批判、自我批判、改造思想的过程中，他基本失落了自我。冯先生和《新编》风雨同舟，甘苦共尝，《新编》写作出版的曲折漫长历程，是冯友兰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个人历史命运和思想历程的反映，也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曲折历程的缩影。

　　《新编》的写作是极其艰难的。冯先生的晚年境况极差，耳目失其聪明，老伴谢世，亲子英逝，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不能阅读也不能书写，还有各种疾病的困扰，其中的困难真的难以想象。但这些困难都未能阻挠《新编》的写作进程。生活不能自理，思考仍在进行，不能阅读书写，就凭口授写作。冯先生以顽强的信念、超人的毅力、渊博的学养、惊人的天赋，虽然耳目失其聪明，依然精神不衰，神志清爽，老而弥笃，精进不已。冯先生逐字逐句地亲自口授，要求“无一字无来历”，他是用自己的生命，一字一句地进行创造创作，出口成章地写下一本一本七册巨著。

　　十余年间，他的生活制度非常严格。他按时休息，从不开夜车。早晨收听广播，上午著作，下午闭目养神，静坐构思，或听人读报，或练幼年时学过的童子功，心情不好时就背诵《古诗十九首》以散怀。他每天上午工作近三个小时，为力争不浪费这半天的每一分钟，他一上午几乎不喝一口水，以免上厕所耽误时间。年青时，冯先生的好友说他写起书来“简直就像一部开动的机器”。而晚年，他却说自己像一头老牛：“我就好像一头老黄牛，懒洋洋地卧在那里，把已经吃进胃里的草料，再吐出来，细嚼烂咽，不仅津津有味，简直是‘其味无穷’”。冯先生以这种“老黄牛”精神，依靠“反刍”，把装在肚子、印在脑海的知识和学问消化吸收，融会贯通，“反刍”出来，口述著书，原汗原味，津津有味，这才是真思想、真学问。

　　冯先生曾说，写作“是拼命的事，历来的著作家，凡是有传世之作的，都是呕出心肝，用他们的生命来写作的。”冯先生自己何尝不是拼着性命在用生命写作。1989年下半年起，他的身体状况日渐不佳，生病住院次数也较以往多起来。在医院里，他对女儿宗璞说：“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用治了。”1990年4月，第七册初稿写完，他又勉力作了修改，终于在7月上旬定稿。生命现象如此神奇，书写完了，心无所系，薪尽火传，同年4个月后，冯先生带着功德圆满的心绪安详地闭上了眼睛。“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冯先生曾用这两句诗表示自己写作《新编》的决心，这两句诗也确实是冯先生一生的写照。

　　冯先生是真正的爱国者，他是祖国真正的孝子，他爱他的国家，爱他的哲学，完成《新编》是祖国的使命，也是他的生命。他说他所有的著作都是“迹”，“怎么样实现‘旧邦新命’，我要作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我的‘所以迹’。”此“所以迹”就是“旧邦新命”的民族文化情结，爱国情怀与文化使命感，“阐旧邦以辅新命”，它们是先生写作的巨大动力。《新编》是冯先生一生用时最长，用力最勤，规模最大的旷世之作。现在大多《中国哲学史》都是一人主编，很多人参加的集体创作。单独一个人写，且写如此大分量，如此长时间，为中国哲学史做出如此巨大贡献，只有冯先生一人。以八十五岁到九十五岁高龄，完成七卷本《新编》，在中国哲学史乃世界哲学史上，也是一个奇迹，应该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三

　　《新编》是迄今中国第一部上从商、周，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元前16-20世纪70年代）完整的系统哲学通史著作，是冯先生一生哲学活动最后一个时期的代表作，也是其中国哲学史“三部曲”中最后一部，是他的名山事业，代表了他晚年的主要思想，也是他整个学术思想的最终定论。《新编》历时10年，洋洋七卷，皇皇15万字，是冯先生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冯先生哲学生涯的山峰之作。特别是冯先生秉承“修辞立其诚”，著书坦言真陈。《新编》一经面世，洛阳纸贵，即成经典，产生反响巨大，影响十分深远。

　　重写《新编》的时机，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冯先生经过深刻的自我反思后开始的。此时的冯先生正处在重大的转折关头，他真诚地解剖自己，总结教训，从而提出“修辞立其诚”的原则。认为“我们每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都要表达自己的真实见解，自己的见解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说，怎么样写，这叫立其诚。自己的见解可能不正确，不全面，但只要是确实是自己的见解，说出来，写出来，就是立其诚。”决心“只写我自己……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再依傍别人”。坚决抛开文革前已出版的两本新编，以八十五岁的高龄从头开始撰写《新编》，且越写越新，越写越奇，越写越自由，写到最后一章，更感到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大自由。可以说冯先生写《新编》的最后十年，是实现“修辞立其诚”的十年，是独立思考的十年，冯先生重又充分显露了他作为自我体系哲学家的本色。他通过《新编》的写作实现了从失落自我到回归自我的转变，也由此弥补了他后半生的许多遗憾和缺陷。

　　《新编》写作的十年，恰好是中国从拨乱反正到社会改革急剧推进的时期，人们追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学术上推陈出新，走向繁荣。与此相适应，《新编》也由于观点、角度和方法的不断演进而呈现出它的阶段性。就整体上说，七册本大致可以划成三种类型、三个阶段，分别体现在七册不同卷本中。第一类形式相对单一，但局部多有可取，主要包括在第一、二册；第二类新旧参半，新意层出，主要包括在第三、四、五册；第三类卓尔不群，突破惊世，主要体现在第六、七册。《新编》与冯先生早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相比，也有其显著特色。（一）它不以人物为纲，而以时代思潮为纲，是“以哲学史为中心而又对中国文化史有所阐述的历史”；（二）它以共相与殊相，一般与特殊为基本线索，贯穿整部中国哲学史；（三）它着重阐述中国哲学史中关于人的精神境界的学说，以之贡献于今日中国，贡献于人类世界。

　　《新编》写到后期，特别是写到第六、七册时，冯先生不观气象，不随风向，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不断出现惊世骇俗之论，提出不少“非常可怪之论”。如第六册中重新评价了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遂引起了大陆史学界强烈的反响和争议，这也是第六册最令人感兴趣的内容。他认为“中国近代维新的总方向是工业化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却要把中国中世纪化，宗教化”，“洪秀全如果统一了中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是我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那么曾国藩呢？“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阻止了中国的中世纪化，这是他的功；他的以政带工延迟了中国近代化，这是他的过。”冯先生以为如果中国走西方“以变代工”的道路，就会更顺利一些。在这里，冯先生打破了史学界评价农民战争以“造反有理”为标准的单一的平面的视野，另立一“现代化”评价标准，这不仅为重新评价太平天国，也为重新评价一系列近代事件和人物，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并且也符合时代的精神，所以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新编》第七册从辛亥革命一直写到1949年以后，要触及许多重要事件和人物，问题和难度既大又十分敏感。对此，一般人避之犹恐不及，大部分史书只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况且史家可以不写当代。独独冯先生敢于直面当代重大问题，以自己的理解，“秉笔直书”，并准备有人责难而不能出版。在第七册中，对毛泽东进行了评价，认为毛泽东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能犯的错误。提出毛泽东思想有三个阶段。《新编》第七册于1990年写成，迟迟未在大陆出版。1991年12月，《新编》第七册于台湾出版。1992年7月新编第七册易名《中国现代哲学史》在香港出版。直到1999年8月《新编》第七册才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编》第八十一章是《新编》的最后一章，不仅是《新编》七册的最后总结，也是冯先生一生哲学活动的总结，既是对中国哲学过去的最后总结，也是对中国哲学未来的瞻望，是冯先生一生写作的绝笔，带有遗言的性质。《总结》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中国哲学传统看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第二部分是从中国哲学传统看世界哲学的未来，这个题目太大了，它的意义也太重大了。从这两部分的题目看，我们可知冯先生的哲学胸怀，可知冯先生的哲学境界，可知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可知中国哲学对于全人类的贡献，可知中国文化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对前者，他断言，哲学既不是初级阶段的科学，也不是太上科学，更不是科学，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人类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是认识，哲学是对认识的反思或称之为对认识的认识，哲学的作用主要不是增进人们的实际知识，而是通过哲学的训练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通过哲学这条路，让人们经过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最后达到天地境界。这个境界在《横渠四句》中表达得很清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至于世界哲学的辉煌未来，冯先生认为“人是聪明的，是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未来。”正如张载所言：“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是一位世纪哲人的伟大的遗言和预言，充满了乐观和自信。

　　中国自古文、史、哲不分家，但凡大史学家、哲学家也大多都是文采丰沛的文章大家。冯先生是哲学大家，冯先生写的中国哲学史并不是哲学史家写的哲学史，是一位哲学家写的中国哲学史。冯先生的治学写史，是由论入史，而又因史成论，由“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他是在用哲学讲历史，并不是讲的哲学的历史。冯氏家族一直有“打好中文底子”的家风传承，冯先生的语言文字功底非常深厚，独具风格。冯先生的文章文风简重，通晓明白，辞约意丰，由博反约，非有老笔，清壮何穷。他的文字永远是条理畅达，丝丝入扣而又明净如水。他永远为读者着想。“冯先生的书好读”一直为学界公认。《新编》无疑也是一本好读的书。

　　沐手恭读，不忍释卷。“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新编》是冯先生的薪传真火，是冯先生给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礼物，这是我们的幸运。一位研究冯学的学者说过：“在把四书五经作为基本教材的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在清末解体以后，中国人要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一般来说，必须通过冯先生为后来者架设的桥梁”。冯先生可超而不可越。学习钻研中国经典传统文化，冯先生这座桥梁是不能绕过去的。冯先生是一座厚重的大山，拜读冯先生的书，仰之弥高，钻之弥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