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赤水河到百丈关一一上元前夜说胜败之逻辑

从赤水河到百丈关

一一上元前夜说胜败之逻辑

文/陈国敬

1935年也是中国的农历蛇年。那年的2月9日，刚过春节的正月初五，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这时，国民党第2路军各纵队纷向扎西迫近。为了迅速脱离川、滇军的夹击，毛泽东等决定东渡赤水河，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

90年前的今天，2月11日，也即当年的正月初八，中央红军从扎西挥师东进，于18～21日在太平渡、二郎滩渡过赤水河，向桐梓地区急进，同时以红5军团的1个团向温水方向开进，以吸引追击之川军。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川军3个旅慌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军3个团从遵义向娄山关、桐梓增援，第1纵队2个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疾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24日，红1军团先头部队第1团进占桐梓，桐梓守军退守娄山关。

25日，红5、红9军团在桐梓以北地区阻滞川军，红1、红3军团进攻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的黔军，相机夺取遵义。当晚，红3军团攻占娄山关，并在红1军团的密切配合下连续击溃黔军的多次反扑。接着，红1、红3军团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27日，在遵义以北的董公寺、飞来石地区击溃黔军3个团的阻击。28日晨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西南的老鸦山、红花岗一线高地。这时，赶来增援的国民党军第1纵队第93师进至遵义以南的忠庄铺地区，第59师已进至新站，正向忠庄铺开进。毛泽东等当即决定，乘敌援军孤军冒进之机，集中兵力，求歼其于遵义城以南地区。为此，红军以一部兵力在老鸦山、红花岗一线阻击敌之第59师的进攻，主力从左翼向忠庄铺突击，直插其第1纵队的指挥部。第1纵队指挥部经红军突然打击，丢下部队，慌忙夺路南逃，红军乘胜发起攻击，迅速将其2个师大部歼灭于忠庄铺、遵义西南及乌江北岸地区。遵义战役从24～28日，历时5天，红军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共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大的一次胜利。

四渡赤水战役，从总体看是敌强我弱，红军在各路强大敌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常常处于被动地位。但是，由于毛泽东等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巧妙地隐蔽战略意图，有计划地调动敌人，造成了红军许多局部的优势和主动，从而使整个形势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变化，终于打破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的战略计划。随后的长征，方才由无望的逃跑变成了一部奋进的史诗，真正变成了一部传奇。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直接指挥下，红军避敌之长，击敌之短，一再造成敌人的错觉，积极创造战机，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回头来看，如果没有向扎西的“走”和回师东进二渡赤水，红军就不可能大量调动敌人和造成有利战机，取得遵义地区歼敌的胜利。如果没有以后的三渡、四渡赤水的“走”，就不能加深敌之错觉，牵着他的鼻子来回打转，以至将其拖疲、拖垮，使红军乘隙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的。四渡赤水之战，毛泽东等根据情况的变化，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调动和迷惑敌人，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大量国民党军，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从而取得了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不仅甩开了蒋介石的40万大军，还实现了北渡长江的战略意图。毛主席天马行空的指挥艺术，就算给你打开上帝的视角，今天看来，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即使看过电视剧的人，在蒋介石令人窒息的包围圈里，在一条河上来回跑了四趟，也被他神奇的梦幻走位，弄得云里雾里。

这其中，毛泽东对敌情了如指掌，中央军委二局的无线电战士们亦功不可没。长征结束后，毛主席对二局的同志们说：“你们是好二局！有了你们，长征就好比是打着灯笼走夜路！”

四渡赤水前，四方面军将还是在廖承志带来的密电码破译法送交给中央红军军委二局电报队，可以及时截获敌人的电报并且破译，进而能够准确掌握敌军调动的情况，从而做到避实就虚，赢得战场取胜的主动权，达致军事行动获得圆满成功。

对此，来自知乎的微信公众号为”旌旗十…”名“子铭”的在《用兵如神的秘密》一文中指出：肖华上将的《长征组歌》里有一句“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将毛主席神话了。红四方面军对张主席也有神化，只是说法不同，四方面军将士们认为张主席学问大，手中有“宝”，能掐会算。其实毛主席张主席手中的“宝”是一样的，就是无线电侦听，也就是密码破译。认为这就是毛主席四渡赤水用兵如神的关键。也就是说毛主席和张主席用兵如神，都是用了红四方面军电侦专家蔡威这块“宝”。

那么好吧，不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遵义会议之前的战役战斗，只说同样是依赖于电侦专蔡威这块“宝”，再来看看张主席指挥的百丈关之战吧。

百丈关战役是红四方面军南下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发生在1935年秋冬之际，地点位于四川名山县百丈关镇。红四方面军在南下过程中，试图突破国民党川军的防线，占领成都。百丈关作为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自古就有“得百丈关者，得成都无疑”的说法。战役中，红四方面军与川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终因敌我兵力悬殊，红军不得不撤出百丈关。这一战役标志着红四方面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证明了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的英明预见，同时也宣告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破产。百丈关战役成为了红四方面军南下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张国焘率军南下，抛开其他因素，仅在军事战略上就已经把红四方面军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当然也是英勇无畏的，但一旦被错误路线引上歧路，败便不可避免，一如其南下；而把西路军兵败河西说成是张国焘路线的破产，也有其逻辑必然性。西路军出征与西路军失败，这是两个问题。出征在战略上是对的，就无所谓否定。但失败了，要总结。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一线指挥临场发挥，主观上就能联系到张国焘思想的影响。就这么简单的事。

同样作为军事家的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时充满感情地说：“长征，用它铁的事实宣布，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可战胜的”。

事实胜于雄辩，对此勿须多言。何以胜，何以败，胜败的逻辑适之于共产党，更适之于国民党。

倒是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杨奎松的研究成果有其说服力。在他看来却是“情报战”被过度神化了。在其《高低分明情报战》一文中，他这样写道：中共很重视对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收集工作。在情报工作方面，最早打入国民党的是钱壮飞等人。1930年，钱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成为负责人徐恩曾的秘书。1931年春，因顾顺章被捕，钱截获情报后被迫撤出。此后最有名的大概是1939年潜入军统的张露萍及她所发展的情报小组，该小组到1944年被破获，没有能对后来的国共关系起到怎样的影响。接着，他严肃地指出，严格说，中共能够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关键部门内，解放战争时期仍旧占据着关键岗位的情报人员并不很多。认为，这里应当提到的有南京电信局军话台，包括重要军话台和次要军话台的主要成员，多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监控国民党最高军政机构的通话情况。指出。传说自30年代即开始暗通中共，导致国民党淮海战役等作战失败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实际上直到国民党退出大陆，都没有确实证据可以证明其与中共在这段时间里建立有秘密关系。包括曾经有意加入共产党，1948年受命执掌东北军事大权的卫立煌和身为共产党员的剿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汪德昭，辽沈战役期间也都没有资料能够证实他们曾经与中共暗通款曲。相反，在国民党军队内的中共党组织，这时在情报传递方面反而具有较突出的作用。如国民党第一一○师中的中共党组织，就一直在秘密将该师所获得的各项重大作战行动情报，传送给中共军方。汤恩伯部作战科长刘泉溪经策反，则向中共提供了汤部的军事情报。国民党首都警卫师师长、驻浦口的第九十六军军长等，也都先后为中共提供了包括江阴要塞、沪杭沿线国民党军事部署图等。当然，在整个内战期间，还是有两个极具价值的情报人员需要提到，这就是熊向晖和郭汝瑰了。指出，熊向晖称得上是典型的情报人员，而他却是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的顺手之作。他打入胡宗南部，还在抗战刚刚开始之际，他当时本是清华大学流亡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的成员，恰好赶上胡宗南招收学生，被胡看中，报请周恩来同意后，留在胡部，官至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由于抗战期间胡宗南负责包围封锁延安，熊的位置对确保延安中共中央的安全至关重要。但是，由于抗战条件下有种种牵制，胡宗南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计划，却都没有实施，故中共中央基本上没有动用熊。

他认为，熊最重要的作用，即是1947年春胡宗南受命攻占延安的那一次。原本这个时候胡宗南已经送熊向晖去美国留学，熊早已离开西安，到上海准备动身。因为蒋介石突然决定进攻延安，召胡到南京，高度机密地部署袭击方案。胡宗南为了做得漂亮，鬼使神差般地把熊向晖临时召至南京，要熊帮助准备占领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等文件。这样一来，中共中央自然也就预有准备，及时撤退，确保自身的安全。不过，延安占领之后，熊向晖就去了美国，其作用也就不存在了。他还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内战爆发后在情报方面对中共军事上帮助最大的，理当是郭汝瑰。他写道，但是，郭和熊向晖不同，他并非中共有意安排潜伏的情报人员。郭和后来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将领一样，是早年加入过共产党，后来脱党的。郭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前，眼见国民党太腐败，相信共产党政治清明，才又萌生“归队”思想，并很快与中共取得联系，进而被安排为中共提供情报。只是，战后初期郭还在军务署任职，1946年9月才进入国防部，任负责编制和训练的第五厅副厅长，11月26日升任厅长。1947年3月免第五厅厅长职，接任负责作战的第三厅厅长职。但不及两个月即被调任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在此前后差不多一年多与中共失掉联络。因此，除了1947年3月至5月间有将近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直接接触到作战计划以外，直到1948年7月7日，郭重新被任命为作战厅厅长一职之前，他没能提供给中共多少，特别有战场价值的情报。而即使在郭就任作战厅厅长之后，其情报的战场价值也仍旧有限。他认为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军事指挥系统一向重叠交叉，比较混乱。用杜聿明的说法就是，这时的整个战争都是由“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蒋的决定指示。而蒋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况，每日仅凭所谓‘官邸汇报’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本人‘灵机’一动，乱下手谕。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过时失策，即是主观武断。前方部队长不遵从，即有违命之罪；遵从则自投罗网。”因此，除了部队整体部署的大原则之外，国防部作战厅获批的计划与部署，往往并不会严格地落实到战场上去。何况，郭就任作战厅长后4个月，淮海战役，即徐蚌会战很快即告展开，杜聿明等已经开始对郭有所怀疑，不让郭知道自己的作战方案了。12月间，蒋亦不要郭再提供作战意见。同时认为，如果照郭自己的感觉，实际上从这一年10月以后，他就已经开始受到监视，不得不小心翼翼，注意保护自己。淮海战役刚一结束，他就不得不辞掉作战厅长一职，于2月4日飞赴重庆，去担任七十二军军长了。从上述情况来看，郭在情报上如果起过一些作用的话，也不过是在淮海战役之前的三四个月里，主要是传递出来一些有关辽沈战役的情报。对于淮海战役，无论是从已知中共所得谍报情况，还是从郭当年日记的内容看，都可以看出郭的情报价值不大。甚至，郭本人这时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也很少真会站在中共的角度去设想一切。

而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6月内战爆发，到1950年6月占领整个大陆（除西藏以外）为止，战场起义的国民党军队就达到将近85万人，接近被消灭的国民党军总数的九分之一。如果加上接受和平改编的将近30万人，则占被消灭的国民党军总数将近七分之一。

之所以连篇累牍地引述这些，是要表明，情报固然重要，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关键在何人运用；而天下归心则更为关键，“得民心者得天下”。共产党之所以赢得中国，战胜国内外敌人，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所以，习近平同志常说”正义必胜”；所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至今仍镌刻在北京新华门口，鼓舞着中国人民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而不懈奋斗。

这，正是胜利的逻辑。

在终身的奋斗中，毛泽东的大部分生命，从1927年秋收起义到1974年捍卫中国海疆的西沙之战，毛泽东大半生涯，是作为一位运筹帷幄席卷千军的伟大军事家的生涯。1935年毛泽东到达陕北手中红军就只剩下7200来人了。陕北根据地仅仅弹丸之地。有人说共产党8年没有抗日。但是1945年抗战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手下已经有100多万军队，控制中国人口、土地的几乎1/3，不是靠战争从沦陷区（日占区）打出来的，这些军队和土地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学者何新认为：毛泽东生平取得的辉煌战绩足以压倒凯撒、亚历山大、萨拉丁、腓特烈大帝以及拿破仑、库图佐夫、威灵顿等全部西方战史的一切统帅和名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高耸云天，出神入化，精妙绝伦。相形之下，西方的那些名将和战局不过如同小丘而已。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足以状毛泽东兵法之高妙。其军略以及政治、军事及宣传动员整体配合之运用，其高明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军事家和战役组织者。

他说：只要这个世界上仍然有战争，毛泽东战争学说就当之无愧地名列人类战争之首。毛泽东是一位战功彪炳，值得后代军事家永远敬仰和效法研究的战神！

读史掩卷，已是凌晨，时有鞭炮声传来，人们在宁静中迎来又一个喜庆的元宵佳节。但90年前的元宵节这天，红军战士们是在二渡赤水的枪炮声里度过的，他们有些倒在了血泊里再也没能爬起来；活着的，抱定”跟着毛主席就是跟定胜利”的坚定信念，三渡赤水、再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铁流二万五千里，从延安走向全中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此时的我，泪水又一次湿了眼眶，泪花里闪耀的是红军战士坚毅的面孔；披衣出门，举目觅望，但见北斗透过浅霾，和着昏黄的月光在黎明前的夜空中闪烁。

作者陈国敬，1964年生于河南汝州，微信昵称"曾在大漠云水间"，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法学硕士。1982年11月入伍到中国核试验基地，历任文书、干事、基地政治部秘书、警卫防化团宣传保卫组织股长等职。至1997年调入洛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第33试验训练基地；退役前任基地党委委员、63898部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上校军衔。曾在军旅30年，2013年12月起，任河南省济源示范区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喜诗书歌赋，习作散见于《新疆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红叶诗社《红叶》诗辑等报刊，有系列强军战歌及《公安技侦之歌》传唱，书法作品多次在军队和公安系统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