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牡丹》寻根

         无论是每个华夏儿女，还是整个中华民族，“根”“魂”情结都无处不在，所以才有了“月是故乡明”的乡愁和“守初心担使命”的责任。

“从哪里来”的探寻，不仅是历史真相的还原，更是一种源于骨子深处的自豪甚至是宣言。

《牡丹》无疑是辉煌的。1957年1月1日，《牡丹》创刊，面向全国公开发行，刊名由郭沫若题字；1980年，杂志复刊，明确提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着眼青年，繁荣创作”的办刊方针：1982年初邮局订阅数量已达10万份，成为当时在全国很有影响力的青年文学刊物。现在的《牡丹》以河洛文化为底蕴，内容涵盖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学形式，长期保持“河南省优秀期刊”称号，2024年全省排名前三。

然而，《牡丹》曾是残缺的。因杂志社多次搬家，捐书，导致杂志保存不全，为了实现资料的完整，洛阳牡丹文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小朋曾上网多方搜寻，不惜重金一本又一本“淘”回早期发行的不同年代的《牡丹》合订本，才让《牡丹》存档得以延续。

故事看似圆满了，但细品总感觉哪里似乎还有瑕疵——当年，洛阳市为什么要搞《牡丹》？为什么是《牡丹》而非其他？

带着这个疑问，我决定帮《牡丹》寻根。

1958年，李清联来到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工作，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开始了诗人之旅。他创作了首部个人诗集《我们沸腾的工厂》，用诗歌记录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国有影响的工人诗人。与李清联齐名的还有边玺中、李六正、王天奇等，一起形成了“拖厂诗群”。因为我参加工作后一直在中国一拖，对这些老前辈有一些了解，加上几十年来也收集了不少资料，满以为会有个蛛丝马迹，但遗憾的是，认真翻阅了收藏的所有资料，竟然没有找到一丁点关于《牡丹》来源的相关信息。

我把目光转移到洛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因为我曾经与其合作并主编过《革命先驱在洛阳》《洛阳100个党史故事》等图书，彼此比较熟悉，就请他们帮我找到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洛阳历史》一二卷，试图从中找到只言片语，结果同样让我失望。

我还是不死心，在通过不同渠道千方百计探寻的同时，静下心来理理思路：《牡丹》杂志创刊号为什么会是1957年1月1日？1956年（甚至包括1954年、1955年）的洛阳到底发生了什么？

——重工业格局初步形成。1954年2月20日，国家计委讨论通过，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确定在远离洛阳明清老城的涧河以西建设4个重工业厂（第一拖拉机厂、矿山机器厂、滚珠轴承厂、中型电力厂；随后又增建了铜加工厂、高速柴油机厂和国内设计的耐火材料厂）。到1955年，拖拉机厂、轴承厂、矿山机器厂先后动工兴建。1956年，热电厂、铜加工厂、水泥厂也相继动工，洛阳市的工业基本建设全面展开，并很快形成施工高潮。

——工业化城市渐成气候。1955年至1956年，上海、广州等地累计有3500个商户响应号召陆续来洛，上海市场、广州市场的形成使洛阳进一步加快了城市化进程。1956年，洛阳地方企业达280个，数量和规模迈入全省前列。

——行政区划同步跟进。1956年，相继建成洛阳市老城区、西工区和郊区，次年成立瀍河区，城市化管理和服务为洛阳工业城市的打造和形成提供了坚实保障。1956年,涧西工业区基本成形，与沈阳铁西区齐名，洛阳成了响当当的重工业城市。

——经济规模大幅提升。1956年，全市商业销售额9343万元，较1955年上升了30.74%为1953年的2.72倍，发展势头催人奋进。为后来洛阳经济发展超越郑州、领跑全省奠定了基础。

——文艺活动蓬勃开展。1956年，洛阳音乐家胡昭俊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与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洛阳市豫剧团首次进京表演，演出历时一个多月，马金凤演出的《穆桂英挂帅》轰动首都剧坛。

……

莫非，《牡丹》杂志创建是当时蒸蒸日上的形势驱动，是洛阳文联想通过全国作家手中的笔热情讴歌那个热火朝天的新时代？

即便这个结论成立，《牡丹》又是谁提出来的呢？

转机出现在8月18日。

那一天，我与伊滨区作协的几位同志一起到伊滨区的几个红色景点学习采风，以实际行动纪念抗战80周年的活动。

正是这个偶然的机会，在伊滨区诸葛镇袁沟村我初步了解到《牡丹》杂志成立的来龙去脉。

讲述人叫李建耀，1953年出生，袁沟村村民。

据他讲，袁沟村被誉为“红沟”。抗战爆发后，一批革命者以教师的身份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38年洛阳县五区第一个地下党支部在这里诞生，小山村发展了几十名党员，奔赴延安的最多一批达9人；在解放战争、剿匪反霸及抗美援朝时期，又有一批批袁沟志士奔赴战场。

左为本文作者，中为伊滨作协主席陈爱松，右为李建耀

袁沟村开明绅士李洪九，以洛阳县参议的公开身份从事地下活动。他的长子李士凯、侄子李士恒、李士纯三人去了延安，同门兄弟李文兴(李文舜)参加了新四军。李士凯（又名李景超）曾任抗战时期太岳区抗日县长，河北省阜平县抗日支队政委。1943年在河北省阜平县战斗中光荣牺牲，年仅23岁。侄子李士恒（又名李云亭）牺牲在抗日战场。李文兴1937年牺牲在安微省涡阳县。洛阳县第一位县长、时任中共洛阳县五区区委书记的韩林评价李洪九说：“李洪九是开明绅士，他为我党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李洪九成为洛阳县三中第一任教导主任，为社会培养了众多的栋梁之材。

李洪九的二儿子李士钊（李景坡）出生于1923年，受父亲熏陶，中学毕业后他就到寇店镇西朱村中心小学，以校长的身份做掩护，秘密开展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洛阳市文联工作，以白云的笔名大量发表文章。

“可能是基于当时红红火火的社会形势，也可能是上级要求，文联决定办一份属于自己的文学期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士钊以《牡丹》为刊名的提议被采纳使用。李士钊属猪，我们是一个生产队的，虽然他在洛阳上班，但也时常回来，我常听他讲述抗战期间以及他参加工作后的所见所闻。要是他还活着，今年也过百岁啦。”李建耀说。

李建耀还自豪地说：“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司令员李桥铭就是俺们袁沟村的，李桥铭父亲叫李士统，是李洪九的侄子，跟李士钊是叔伯兄弟，但岁数没有李士钊大，李桥铭得管李士钊叫伯。李司令2017年担任北部战区司令员，是当时唯一一位‘60后’战区司令员。2017年7月晋升中将军衔。2019年国庆大阅兵中担任战旗方队领队，同年12月晋升上将军衔。”

说这些话的时候，李建耀满脸的喜悦和自豪。

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脊梁，信念是一个国家的根基。那一刻我仿佛明白了，《牡丹》的诞生不仅仅源于那个叫李景坡的先辈，更源于这种自信自豪的精神信念。

作者简介：

韩文干，男，洛阳市委党史办专家库专家，洛阳市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主编《革命先驱在洛阳》《洛阳100个党史故事》《中共豫西特委/省委》《隋唐洛阳城》《洛阳导游词（202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