扈耕田：河洛文化概念的提出及其历史意义
编者按：2月9日上午，以“河洛文化：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为主题的第十六届中国河洛文化研讨会视频会在全国六地同步召开。洛阳理工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扈耕田教授在下午继续举办的洛阳市河洛文化研讨会现场，作了《河洛文化概念的提出及其历史意义》的主旨学术发言。经作者同意，现将发言稿发表。
河洛文化概念的提出，今人多追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尤其是将1989年洛阳市历史学会、洛阳市海外联谊会共同举办的首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作为起始标志。然而，此次会议作为新时期河洛文化研究兴起的标志性事件固无异议，但“河洛文化”这一概念的产生，却可追溯至民国时期，而且其概念的提出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意义。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河洛文化再度引起关注，在对河洛文化的意义、价值认同方面与此颇有相似之处，即把河洛文化与民族精神、民族振兴密切联系，这正是河洛文化研究区别于其他地域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色。
一、河洛文化概念的提出
据本人所见文献，河洛文化一词，最早可见于1932年4月18日戴季陶致国民政府呈《请中央修复洛阳周公庙白马寺龙门文》中。他提出：“窃以上述三端（按：即修复洛阳周公庙、白马寺、龙门）对于河洛文化之保持发展，虽仅什一，而木本水源，关系均属不小。”
这一提法，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认可，并加以强调。在4月26日《国民政府指令第》385号《令考试院长戴传贤》指出：“呈为对于河洛文化之保持发展，拟先计划修复周公庙、白马寺、龙门三事，仰恳决定办法，俾易成就由。呈悉。”同日《国民政府致行政院训令》第44号《令行政院》，再议此事：“ 为令遵事：据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呈称：中原为中华文化发祥之区域，伊洛为圣贤诞生之灵地，云云。仰恳决定办法，俾号令一出，众士协力，兴复之功易于成就。临呈不胜切祷之至。等情。据此，除指令呈悉云云，此令印发外，合行令该院遵照办理具报。此令。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不仅如此，国民政府还按照戴季陶的请示，对周公庙、白马寺、龙门石窟三处河洛文化的重要遗迹进行了保护和修缮。
二、 河洛文化概念提出的特殊背景
河洛文化概念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国难、民国被迫迁都洛阳这一特殊背景下提出的。
1931年9月，日本军队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境沦陷。四个月后，1932年1月28日，日军队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同时驻泊南京下关的日本军舰由三艘增至七艘，首都南京直接置身于日军炮火之下，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次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迁都问题。蒋介石更以为一旦首都失守，政府倘不迁移，将来与日本谈判时必定处于被胁迫之地位，作城下之盟。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决心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则随时遭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余一人获罪之可比。”在反复权衡广州、西安、洛阳等城市之后，决定政府由南京迁往洛阳。1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五院院长共同签署了《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办公宣言》：“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等国民党政要等1000余人，当日即动身赴洛阳。国民政府各院、部、会等机关也开始陆续迁至洛阳。1月31日，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致电称：“国府迁洛办公，目的在不受强敌武力之威胁，以签字于丧权辱国之条件，以最大之决心，作长期之抵抗。”
三、戴氏对河洛文化价值与内涵的阐述
国民政府迁洛之时，洛阳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古都辉煌，城区仅四五平方公里，人口仅八万余。而且建筑残破，满目疮痍。尤其令人痛心者，是文物遭到严重破坏。针对于此，戴季陶呈《请中央修复洛阳周公庙白马寺龙门文》，向国民政府请示，其中提出了河洛文化这一概念。对其全文研读，其内容大体包括以下方面：
（一）充分肯定河洛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他将河洛地区视为中华文化发祥之区域、圣贸诞生之灵地，称中华文化“集大成之建设”正在于此。
（二）以为河洛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正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八德之推广、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相合，具有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作用。特别提出，孙中山谆谆教诲国民要恢复固有的道德智能，才能把中国民族从根救起来。同时把世界文化迎头赶上去。这样才能“族国并兴，人世同救”。
（三）充分肯定了河洛文化、传统文化的继承对于现在及将来的意义。指出“先前为裕后之基，继往为开来之本”。他感慨于遗迹之残败，指出：“自军兴以来，外患内忧，迄无宁时，建设未由推行，而地方仍安固陋，伊洛文化之邦，遍地皆黄沙蔓草，置而不理，何以振起将来宣扬寰宇。”他还把此次“逆倭入寇，政府蒙尘，开府洛中，号令全国”，作为河洛文化振兴、古迹修复的一个重要时机：“振衰起敝，此正其时。”
（四）以为保护河洛文化遗迹，以河洛文化唤起人们的民族精神，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尤其具有培元固本的重要意义。他提出了河洛文化遗迹修复的三件大事，以为：“上述三端，对于河洛文化之保持发展，虽仅什一，而木本水源，关系均属不小，我政府承总理之至德，负建国之重任，当此文化残破、人心涣散之时，于此培元固本之图，自必早有设计。”这一观念，他主持重新修复周公庙。冒广生《重修洛阳周公庙碑》中，也有类似观点。冒氏不仅指出了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正是对周公维新革命、迁都洛阳的继承，系“师公成规”，而且将今日抗日视同为周公平定殷顽，可借此号召大家同共赴国难：“抑国家多故，殷之顽民犹抗顺。公生斯时，意必左杖钺，右秉旄，以麾率其亚旅、师、士、千夫、百夫之长，恭行天之罚以东征者，此则蒋公等重修公庙，大声疾呼于吾国人之前，同投袂而起，以赴国难之微旨也。”
（五）通过对相关遗迹的论述，表达了对河洛文化内涵的看法。他指出：“惟伊洛之间，潼关内外应修理而保存者不知凡几，量人力之大小，事实之缓急，其最先应致力者厥有三事。”这三事即周公庙、白马寺、龙门石窟。关于周公庙，他强调了其儒家思想：“中国文化开自尧舜，而成自周孔，继往开来，造成大一统之建设者实在周公。”他受蒋介石之托，筹画修复了周公庙，以展现儒家的圣文化。“至关于修复洛阳周公庙事，拟以其正殿纪念先圣前贤”。同时，“拟请建设一国立中原文化馆，仿各国之成规，师中国固有之遗意，定为洛阳文化之中心。”关于白马寺，他强调了佛教的作用：“佛教入中国者千有余年，慈悲之教，普及边陲，深入民众，其贡献于中国国家之统一与人民之安宁者至多且大，而摩竺两师，实为初祖，白马伽蓝，乃其首创。”关于龙门，他强调了大禹之功绩和石刻艺术。指出：“龙门伊阙，神禹之功德昭垂，摩崖刻石，佛像之庄严无量，……保数千年神圣之灵区，壮洛阳文明之伟业，龙门之修复保管，亦属刻不容缓。”
戴的相关建议，在国府南迁回南京时，仍然受到重视。当时的《大公报》载文《国府南迁与建设陪都遵循法例以正视听 开发洛阳 光我文化 蒋等向中常会提案原文》称：
最近三中全会决定十二月十五日举行、中委蒋中正吴敬恒等多人、乃向中央提议、于会期以前、将中央国府迁回、以正视听、同时并建议、建设长安陪都•洛阳行都、原案于十七日经中央常会正式通过、兹觅录提案原文如次、……（二）设立中原社会教育馆、专为主持社会民众教育之机关、以期启发民智、改良社会、振兴事业、此不独洛阳人民获益、而影响于北方各地方者实大、（三）洛阳为中国文化发祥之地、名胜古迹不可胜数、而出土之物尤复不少、夫保存国粹为中央历次之决议、载在约法、期在必行、洛阳为古迹古物最多之地、更宜注意、请就本地方名胜之处、建设国立中原博物馆、以增进洛阳文化价值者、为发展地方经济以裕民生之资、一举数得、为益至巨、以上社会教育馆及中原博物馆两事、其开办经费、应在庚欵项下指拨、常年经费应在中央教育费中筹给、此案应交教育部负责办理。
由此可见，河洛文化概念的第一次提出，虽然由于战争等原因，并未在学术界产生影响，但对于国家的抗日救亡、政治活动等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四、余论：河洛文化概念两次提出的共同特点
河洛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在1931年民国迁都洛阳时由戴季陶提出，并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认可。戴氏对河洛文化的意义、价值、内涵、保护，都有着简要的论述。特别是他强调河洛文化在国家危难之时凝聚人心、在振兴中华民族精神方面的重要作用等，对我们把握河洛文化的研究方向仍然有启示意义。
1989年9月洛阳市历史学会、洛阳市海外联谊会共同举办的首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作为起始标志的河洛文化研究的再度兴起。这次研讨会也被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河洛文化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值得关注的是此次研讨会中的一些看法“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中轴、摇篮和圣地”“河图洛书是我国古代保留下来最古老的文献之一，同时也是东方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一些同志认为：河图洛书是中国古代人类在哲学、算学、天文学等方面最富有智慧和最完美学识的体现、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哲学最高成就的体现”。这和戴季陶提出的“中原为中华文化发祥之区域，伊洛为圣贤诞生之灵地，四千余年，孕育陶冶，树立最博大精微之文明而贡献于世界人类者，其集大成之建设实在于此。”极其相似。这一会议的另一重要观点是“认为闽粤一带客家人与客家方言以及包括流落海外的一部分华侨，还有‘河洛郎’诸问题，其祖根是在中原和河洛地区。”“港台一部分学者就梅外华侨情况谈了一些看法，表达了炽热的寻根意识与大陆一脉同系的感情。”此后，2003年10月第十八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郑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提出要对“河洛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以便为促进两岸统一做出贡献”。此后，在福建、广东、台湾等客家人、闽人聚居地区，河洛文化的研究也日益活跃起来。因此，就本质而言，新时期河洛文化的正式提出，仍然是以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承担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大任为基础的。这是两次河洛文化概念提出的共同之处，也是河洛文化研究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研究的鲜明特色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