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延安归来
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6名国民参政员为了促成国共商谈访问延安，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写下《延安归来》一书，并于同年8月在重庆国讯书店出版发行。书中以一名民主党派人士的视角，真实记载了其在延安亲身感受到的民主氛围，介绍了一个真实的延安，一个令人感到亲切有着光明前途的政党一一中国共产党。该书初版2万册，几日内便销售一空，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书中的《延安五日记》里，他这样写道，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同样是高高矮矮的山坡，离延水稍远些，风景很好。有一所大会堂，规模相当宏伟，背靠着山坡，大概中共重要人物，他们的家，都在这山坡上下，因为我访问许多老朋友，大都在这里的缘故。从大会堂右边绕到后方，走上山坡便是毛泽东接见我们的一间会客室，仿佛就是大会堂后身的上层。室是长方形室，光线很足，中间安着长桌，四周各式椅子约可容二十人。四壁挂着清清楚楚的几幅画中，有一幅是沈叔阳画的一壶酒，上写“茅台”两字，几个杯子，上面有我题的一首打油诗。这是某年沈叔阳在重庆开画展，要求我在这幅画上题字，忽然想起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间，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里洗脚一一一桩故事的传说，就提起笔来游戏似地写上一首七绝：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他接着写道，“料不到这幅画落在共产党领袖的客堂里”。
我这是三到延安二顾杨家岭，并没看到黄炎培先生所说的这幅画，倒是听讲解员说在院中的石桌旁毛主席当年曾接受过美国进步作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于是便想到《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斯诺，和受他影响而纷至延安的那些外国朋友毕森、卡尔森、史沫特莱、汉森、伯特仑们。他们的采访、记录，以及珍贵的照片，不仅真实呈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容貌风采、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更是从西方学者客观和切实的角度，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和历史必然性，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多年来辉煌历程的有力补充和重要见证。
在这些人们中，埃德加·斯诺最为著名。1937年，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出版，随之成为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重要窗口。
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回忆访问陕北苏区的经历时写道：“应该说，我和红军相处的4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
斯诺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36年7月11日。那天在毛主席的窑洞前，斯诺为他拍了几张照片。
后来的斯诺回忆说：“如果说我初次见到他时，还觉得他有点古怪，但是，他那绝对的自信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具有马克·吐温称之为握有四张王牌的基督徒的那种镇静和自信。他的四张王牌，是亚洲的马克思主义、他对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他对中国人民的无限信任，和他将农民培养成将军的实际经验。”
斯诺总结的毛主席的“四张王牌”是无比准确和符合实际的，毛主席也正是靠着这四张王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但毛主席的一切思想，以及力量来源，其实总结起来只有两个字：“人民。”
无数的历史学者已经达成了这样一条共识：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它没有发动底层的人民群众，或者说没有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而是过度迷信于政府、军队，妄图用上层的力量来完成革命，就像搅动一缸水一样，只搅动了上面浅浅的一层，下面更多更深的水根本感觉不到。而毛主席却看到了人民群众所蕴含着的庞大力量，选择从水缸最底部开始搅动，虽然一开始十分困难，但一旦把底部搅动起来，上面的水就很容易被带动了。
毛主席在后来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采访时，就说道：“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战争胜负由敌对双方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地理和主观指导能力等诸因素决定，而这种决定作用归根结底要通过人民群众来体现。”
确实如此，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我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打得都是“人民战争”，正如他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但群众需要领路人。毛主席曾经说过，自己最想当的是一名教员，这并非是他自谦的话，而是真实想法，因为他深知，复兴中华民族光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培养足够多的人才才行。这也就是斯诺所说“四张王牌”中之“他将农民培养成将军的实际经验。”
1955年的大授衔时，共产生了1000多名开国将帅，可以说，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毛主席军事课堂的学生，半生的戎马生涯里都是在跟着毛主席学打仗。正如陈云所评价的：“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
斯诺在结束了延安访问之后秘密返回上海，正巧遇到了在考察淞沪会战的卡尔逊。卡尔逊在向斯诺了解了延安一行的见闻之后，立刻对中国共产党以及毛主席这位红色巨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得知斯诺正在撰写《红星闪耀中国》这本书之后，卡尔逊更是激动的一把“抢”过此书初稿，认真阅读起来。
看着斯诺在书中记载的有关延安的所见所闻，卡尔逊大受震撼，他怀揣总统罗斯福交代给自己的“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听听你对这些事情的看法”的任务，当即产生了前往延安采访的想法。
当时国民党以及侵华日军对延安严加封锁，想要到达延安实在是难如登天，但卡尔逊还是设法周旋，最终取得了一张宝贵的军事通行证。1938年5月5日夜，在延安，卡尔逊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并且留下了一张宝贵的合影。
卡尔逊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描述毛主席：“我走进屋子，面对着的是一位高大的人。他那狮子似的头，主宰着健壮的体魄，又长又厚的黑发从中间分开，随便地向后梳着，一双和蔼的眼睛望着我，一副幻想家的容颜。”
卡尔逊和毛主席的第一次见面就畅聊到次日凌晨，两人的聊天内容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形势和中国未来的预言。卡尔逊被毛主席的风趣幽默和深邃思想所折服，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道：“这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公正的生活。”
卡尔逊因为自己本身就是军人出身，在与毛主席的交谈之后，对我党最感兴趣的就是毛主席领导下的军队，和他所倡导的游击战思想到底是怎样的。因此，在离开延安之后，卡尔逊又前往了山西的八路军总部，与朱德针对国内局势和抗日方针进行了深入交流。又转向前线，和八路军基层战士一起生活、行军，甚至于参加了几场小规模的战斗。卡尔逊希望在这样的近距离观察过程中，深入了解毛主席，以及他领导下的共产党军队。
一次，日军派出了700人的特遣队悄悄潜入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一支小部队一路盯梢，直到日军进入到山谷的险要地形之后，八路军500人的队伍展开伏击。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日军丢下90具尸体仓皇逃跑，而八路军队伍则无一伤亡。
这样新奇的游击战术一下子就引起了卡尔逊的瞩目。
一次，卡尔逊跟着八路军的一支小分队进行截击日军的任务，当时队伍的每个人携带着近30斤的装备夜行90多公里。行军的强度超出了卡尔逊的想象，可整整32个小时之后，队伍不仅成功到达了目的地，还十分出色的完成了作战任务，这让卡尔逊十分惊讶。卡尔逊认为，对比自己有着高强度且专业训练的美军的海军陆战队员经历的人来讲，八路军战士在补给和身体素质与美军完全不成正比的情况下完成任务，无人掉队，是不可思议的。于是，找到小分队的一名队员问道：“你怎么做到不掉队的？”小战士回答：“如果一个人只有两条腿，他会掉队。但我除了两条腿，还有脑子，我理解抗日战争的伟大，我知道这次行动对于整个战斗意味着什么！”
卡尔逊听罢，深深的领悟到了毛主席的游击战加上思想武装的无穷威力。
卡尔逊对中国抗战的考察历时8个多月，行程8000多公里，足迹遍布延安和北方所有的抗日根据地，深深的认识到八路军中没有“军官和士兵”，只有“干部和战士”，官兵之间没有鸿沟，只有生死相托的信任，这一切与美军等级森严、上下分明的作风完全不同。
卡尔森与另一个美国人汉森聊起毛泽东时说，毛泽东是他碰上的“最没私心的人”，“一个思想超前了五十年的天才”。没多久，汉森也去了延安，见到了毛泽东。跟卡尔森的感觉一样，汉森同样觉得毛泽东特别谦虚，“完全是个不自私的人”。汉森还提到，毛泽东在斯大林之后，算是“国际政治上最有分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领导人了”。伯特仑也这么说，他叫毛泽东“中国的列宁”，还说他是中国人里“思想最沉稳、最坚定的人”。
尤其须要一提的是《1937，延安对话》的作者托马斯·亚瑟·毕森，他是斯诺（包括斯诺当时的夫人海伦）之后第二波赴延安及陕北“探险”的美国人。
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在斯诺的帮助下，毕森与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以及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5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开始了。在一路艰辛中，毕森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并在历经坎坷抵达延安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袖。
他将这些见闻与采访用铅笔写在两个笔记本上，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理想和奋斗实践。除了文字记录之外，毕森一行人还拍摄了大量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据地的日常生活，特别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风采。
这样的行程，决定了《1937，延安对话》所承载的特殊史料价值。它真实地记录下美方时势研究人员在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到来前最后一刻，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全面抗战到来前最后关头，所作的重要决策和政治宣示；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苏区在全面抗战到来的那一刻，所实施的各项制度政策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
因为有这样特殊的史料价值，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年谱的时候，还参考运用了毕森采访他们的记录。
我是2021年购到此书的。阅读此书，还有一点启发，就是毛泽东那一代人在延安的时候，是那样善于讲“中国故事”。这一点，和毕森同行的欧文•拉铁摩尔很有体会。他说，“我们所提出的问题，都得到耐心和礼貌的回答。那些非常具体和详尽的回答，都来自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领导人”，他们之所以毫无顾忌地透露“具有完整情报”价值的“中国共产党的所有计划和意图”，是因为他们“无比坚定的信心，自己此刻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的紧要关头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来”。
毛泽东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劝说给毕森等人当司机的机修师瑞典人艾飞•希尔留在延安工作，虽然未能如愿，但毛泽东却给比森一行留下“充满人情味的细节”和“机智过人的头脑”这样深刻的印象。艾飞•希尔这样说：“我曾经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但毛泽东却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能够统一全中国的人”。
同行的欧文•拉铁摩尔评曰：“毕森所记录下来的在延安那一场又一场谈话之中，最为突出的特色，便是中国革命领袖们令人震撼的清晰思维和先见之明”。
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讲好中国故事，是有借鉴价值的。
这次赴延安，还观看了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由陕文投集团延安公司出品的中国首部红色主题秀《延安延安》。宣传称作品回顾中国革命历史，回望魅力延安，让观众在艺术享受中领略革命青年的满腔热血。形式倒也新颖，视听也彼震撼，然而剧情结构总感缺点什么。但红秀《延安延安》通过现代技术与红色历史结合，提供的沉浸式“精神课堂”，倒适合希望深度了解延安革命文化和民俗风情的游客。这是值得肯定的。
归来，翻寻到《一个“三八式”老人的情思》一书的作者王仲方同志的一段话，引到这里尤觉恰切。他是这样说的，“1938年是青年聚集延安的高峰，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的《延安颂》应运而出。我觉得《延安颂》虽好，也传到了现在，但是学生味浓，歌词文雅了一些，尚未充分表达延安精神。这首歌的伟大之处在于最后一句：“啊，延安，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历史已经证明，延安确实是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而郑律成谱的这首歌曲，也已经流芳到今天，直到永远。
在广大人民的心目中，延安是灯塔，她的光芒指引我们走向胜利和解放；延安是圣地，是我们永远崇拜永远向往的地方！我这次到延安，依然是朝拜之旅，是和战友一起吟咏着贺敬之“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的诗句去的。归来时有了以上这一番感想。而2000年第一次从延安归来，也是感慨良多，曾有小诗《到延安》一首，且录于下，以为纪念：
精神茁壮出厚土，延河雄浑起宏图。
塔耸峰顶引正道，国立东方鸣金鼓。
风清犹忆野菜香，气正更知糖弹苦。
莫畏蚍蜉撼巨纛，红旗破了红心补！
时在2025年5月26日，延安归来。
作者 陈国敬，1964年生于河南汝州，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法学硕士。1982年11月入伍到中国核试验基地，历任文书、干事、基地政治部秘书、警卫防化团宣传保卫组织股长等职。至1997年调入洛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第33试验训练基地；退役前任基地党委委员、63898部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上校军衔。曾在军旅30年，2013年12月起，任河南省济源示范区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喜诗书歌赋，习作散见于《新疆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红叶诗社《红叶》诗辑等报刊，有系列强军战歌及《公安技侦之歌》传唱，书法作品多次在军队和公安系统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