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委启动问责，谁让健康码随意变红？

摘要

此次的“赋红码”操作，扭曲了健康码应有的防疫意义。

本周内，最受社会关注的恐怕就是河南健康码被指精准针对村镇银行储户“变红”事件。在这场“红码疑云”中，有储户反映：他们近期没有外出，手机上的河南健康码却被以“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入境人员”的理由赋予红码，一进郑州就被带走隔离。还有人刚进郑州时是绿码，被发现是讨说法的储户后，很快就变成红码，哪也去不了。而据媒体报道，维权储户被赋红码一事尚未平息，又有郑州部分停工楼盘业主被赋红码，这些业主表示曾和银行储户有交集，转绿码需写保证书。

接连发生的事件，使健康码的规范管理、合法使用问题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由于是特定事件中特定人群的健康码被赋红码，而且健康码变红的原因莫名其妙，截至目前，各相关部门并没有统一说法。这便容易引发人们的隐忧：“河南村镇银行储户们的健康码为何变红？”“健康码应该由谁管理？”正如接受界面新闻采访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病中心首席专家蔡卫平所言，“如果有人为了让你按照他的意愿去做事，赋予你一个红码，你不按他的要求做，就不能恢复绿码，就不能恢复自由，那健康码的用途就彻底变味了。”

（网传河南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

在现有疫情防控体系中，如果并非出于防控疫情的正当目的，而对特定人群健康码赋红码，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一系列问题。《工人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出，“一旦健康码变红，流调、消毒、物资配送、隔离场所配置等，各个环节诸多工作人员都要忙碌起来。郑州对特定人群儿戏般地赋红码，‘击伤’的不只是个人，更伤害了我们的防疫体系。”

郑州此次的赋红码操作，扭曲了健康码应有的防疫意义，也作出了一个比较恶劣的示范。红星新闻评论道，“在行政领域中，一次恶性的滥用，不仅严重侵害个人合法权益，而且将动摇社会公众对于数字政府建设乃至防疫工作、法治建设的信任，损害现有努力所取得的来之不易成果。”对于健康码的管理，文章认为“应当做到个人信息处理全流程留痕和可审计。数据来源哪里？谁进行的操作？操作理由是什么？数据审批者是谁？安全审批者是谁？业务审批者又是谁？这些信息应当全流程留痕。”

当“健康码”变成“储户码”，复旦大学教授杨庆峰发表文章认为，“无视健康，‘健康码’便不再是‘健康的码’，而只是作为一种带来风险的治理工具。”同时，“给特定人群赋予红码不仅是违反赋码逻辑，而且还隐藏着特定目的。如果不识别出这些目的和利益，那么新的特殊群体会被陆续标签出来。”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疫情之下，在数据的采集和使用环节上，要更加注重保护个人信息权益。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表示，“在储户被赋红码的事件中，相关职能部门明显超出了履行法定职责的范围和限度，侵害了个人信息权益。”

有关如何避免健康码被违法滥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者许可曾撰文写道，“在健康码的运作上，相比‘数据效率’原则，应将‘数据正义’原则置于更高位置。负责防疫数据运营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应充分尊重个人信息权，不得将个人信息用于与防疫无关的目的。另外，健康码是《突发事件应对法》下的应急措施，在应急状态结束后，健康码也应适时结束其使命，以免挫伤社会信任。”

6月17日，针对近日部分村镇银行储户健康码被赋红码的问题，郑州市纪委监委启动了调查问责程序，对发现违反《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码管理办法》的乱作为，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同时，河南疫情防控指挥部重申：健康码仅用于疫情防控，绝不允许在与疫情防控无关的场景使用。健康码是疫情防控的重要工具，相关部门应当充分发挥好科技向善的作用，严格限制健康码的应用范围，保证既有赋码规则得到严格落实，而不被用作它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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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白毅鹏

编辑/任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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