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欣 ： 和“文”字结缘——七十年人生片段（连载 · 之一）

作者弁言

此文是《牡丹》杂志庆祝洛阳市文联成立70周年的约稿，发表于《牡丹》2019年第10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时我刚刚被确诊身患恶性疾病，并决定到北京做手术，此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匆匆写就的，并暗藏了心思：也许这是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篇文字，正好可借机理一理自己的人生足迹。

因为行前太过匆忙，在北京同仁医院的病房里等待手术的时候，我才又在手机上对原稿作了一些修改。两天后，我被送进了手术室。

——张文欣

我出生于1948年4月，基本和新中国同岁。那时候，我的家乡和古都洛阳在这个战火和春光交织的岁月里刚刚获得新生，建立了共产党政权。

我最初的名字叫“文化”，但小时候体弱多病，父母请算卦先生给我算命，说是五行缺金，须增“金”，于是改名为“文鑫”。等后来上了学，自己认了些字，觉得“鑫”字笔划繁多不好书写，就自作主张改成了“文欣”，这大约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这样轻松地扔掉了一堆“金”，自作主张地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欢愉开始和“文”字作伴。

朋友们有时和我开玩笑：“看来你就该干文联啊作协啊这些与文化有关的事,这是你名字里就带着的啊。”

一字如谶。自己的人生之路后来真的和“文”字始终交集，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似乎觉得也是，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

01

从小学到中学，我都算是个学业优秀的学生吧，而其中我最喜欢的，成绩最好的，是语文，是作文。

我自己也很奇怪，这个喜好是怎么来的呢？这可能与童年时期就酷爱读书有关，也可能与所谓的禀赋有关吧。从小学开始，我的作文就一直被老师拿来在课堂上宣读、评讲。到中学，这种褒奖从口头上升到书面，被老师评讲过的作文又常常被抄写到黑板上，壁报上。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为了讲评的方便，教语文的班主任董老师还把我的一篇作文打印出来，分发给全个年级的同学。要知道，那还是在1965年，打字机还是很罕见的先进设备呢。

1966年，我高中毕业。毕业考试完了，体检完了，马上高考，该报志愿了。当时的目标是要去北京上大学，按照顺理成章的逻辑，似乎读个大学中文系是没多大问题的。但是，那场如突起的狂飙一样的“文化大革命”，击碎了我的梦想。

在这段特殊的岁月中，我写作方面的优势似乎也派上了用场——写大批判文章，起草各种文稿，编小报，当“主编”，这时候的“文”字，显得狂热和荒诞。

在经过了两年动荡不安的岁月之后，我作为“回乡知识青年”随着上山下乡的热潮回到自己的家乡。那时候，我对自己的未来的确感到了迷茫。上大学已无可能，而自己喜爱的文学似乎也没有了出路。那时候，文学期刊全部停刊，报纸上也全是清一色的大批判文章。也许真的要“躬耕陇亩”，扎根农村一辈子了。

但是，藏在心底的喜爱却仍然时时发芽生长。读书，就成了我农活之余的最大的消遣娱乐。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成了大毒草，县文化馆图书室的藏书被一车车拉去销毁。有一次我去找在文化馆工作的叔父，竟刚好碰上他们又往造纸厂拉书，就从中挑出了几十本，其中有不少中外文学名著。这些书中有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演讲论文书信集》，书中有一句话，“人生，不能燃烧，也要冒烟”，竟突然使我心中怦然一动，从此这句话成为激励我自强不息，努力进取的一则箴言。

当时正是农村普及有线广播的时候，家家户户每天都能收听到县广播站的节目，听广播也是当时的农村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渠道。有一天，我写了一篇广播稿寄出去，谁知第三天就广播了。一篇广播稿，受众就是几十万人。后来我写的稿子，基本上是每投必播。没多少天，笔杆子出身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就注意到了，打听一番之后，就点名把我抽调了到公社。

在公社，我先是当相当于工作组的“宣传队员”，后来又办展览馆，再后来又参加修焦枝铁路大会战，当民办教师，跑来跑去，但一直离不开那个“文”字：写文字材料，写歌词，写小演唱的剧本，教语文，等等。这种日子虽说都与我手中的笔和笔下的文字有关，但我仍是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临时工。一直到我被招工去一个煤矿子弟学校当教师，才算有了正式的职业。

其实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公社广播站合同工，当时是公社领导为了留我在公社工作而安排的。时间是1969年，月工资26元，但不用去广播站，我还是在公社办公室写材料。不久，领导告诉我，说县里有人提意见，说你们知识青年必需在农村锻炼二年以上才能安排工作，你是全县第一个安排的，破了例，要纠正。26元的工资只领了3个月。

我工作的煤矿座落在三门峡东部的一个大山沟里，近傍崤函古道，唯一的出口就是那个曾因杜甫的一首诗出名的石壕村。在这个有100多名教职工的学校里，作为“老三届”，我似乎也受到了领导的重视，先是担任学校首届初中班的语文课老师、班主任，后来有了高中，仅有高中学历的我又担任了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和语文教研组的组长。

煤矿学校的生活紧张而清苦，教学之余，我也开始写一些诗歌、散文。但最令自己苦恼的是消息的闭塞，因此，除了和朋友的通信或是假期的交游，读书，就成为我亲近文学的最主要的方式。

“文革”结束之后，恢复高考，并且允许老三届学生参加考试。学校领导最后虽勉强同意我参加考试，但是不准请假，学校的工作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无法安排人顶替自己的工作。1978年夏，临高考前一个月，因为几个老教师的鼓励支持，答应帮我代理班主任，我才最后决定参加。

考试，报志愿，录取，似乎每一个环节都阴差阳错充满了遗憾，虽然我的考分在县里也算名列前茅，也雄心勃勃地报了几所有名的大学，但最后收到的却是洛阳师专的通知书。后来才知道，当年对老三届学生另定了比普通考生高出86分的分数线，还有许多限制性的规定。不过，在感叹命运不公的同时，我也实实在在感受到自己的幸运，因为当年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四点多，在高中毕业12年之后又能重新入大学学习，这本身就已很不易，许多心理的不平衡就渐渐消退了。

也可能看我是带工资上学的吧，入学不久，我被推选当了班长。在洛阳师专中文系学习期间，正值社会处于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时期，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波浪潮正汹涌澎湃。当时校园里弥漫的是一种强烈的求知精神和浓厚的学习气氛。除了组织和参加繁忙的社会活动，如饥似渴的学习是我生活的常态。教室、图书馆，读书、做卡片、记笔记，这些元素似乎构成了我当时生活的全部内容。这时候，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叶鹏老师也刚刚调到师专任教，担任中文系副主任，并直接给我们讲授文论和写作。

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很快成为和叶鹏老师交往密切的学生，并从此和叶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这种情谊既缘于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也缘于对社会人生的共识共鸣。当年，为了抨击极左思潮在学校的流毒，我投入到围绕一篇小说的评价而展开的论战，我和一位同学合写的大块文章在中文系主办的《花会》发表，在学校引起了反响，以至后来形成了全校性的风波。

传统的大学中文系，老师们似乎并不提倡学生们搞创作，而总是教诲学生们要多读书，做学问。当时的师专校园，学术气氛也颇为浓郁。隔三差五，总有一些学术讲座。主讲人中有著名的学者教授，也有不少蜚声文坛的作家，他们往往能点燃青年学子的创作欲望。我也开始写一些诗歌、随笔、文学评论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文章。在校期间，我和几个同学都发表了一些作品。当时在正规刊物上发表文章是颇为不易的，这在当时的河南高校中被称为洛阳师专现象，令我们的叶老师很是自豪了一阵。

1981年毕业前夕，正值洛阳地区文联成立，由茅盾题写刊名的文学期刊《洛神》创刊，编辑部到学校毕业生中挑选编辑，叶鹏老师推荐了我。但是，由于编制问题无法解决，只好被“曲线”分配到豫西师范当教师。

豫西师范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但是却座落在豫西陕县观音堂镇附件一个偏僻的村子里。环境幽静，空气清新，图书馆藏书丰富，除了上课也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交往来和应酬。我内心深处其实是一个喜欢安静和单纯的人，这种环境和性格的契合使我感到轻松愉快。

因为是名校，资深的老教师很多，学校最初对于大专出身的我似乎并不热情。我很清醒，但也很高傲，甚至打定主意决不和学校任何一位领导主动打招呼。我只管认认真真上自己的课。读书，备课，上课，早上沿310国道跑步，绕过陕县和渑池县交界的界碑，摸一摸，然后返回。多年以后，这成了我自我吹嘘的资本：“当年，我每天早晨跑步总是跑两个县！”

但是我讲的文选与写作课很快引起了反响，学生们一致的赞扬引起了学校领导的关注，一位管教学的副校长悄悄来听课。不久，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学校领导对我的教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据说，在这样一个讲究资历的学校，对一个刚入校的青年教师这样大张旗鼓的表扬和肯定从来没有先例。

第二学期，我被确定为观摩教学的主讲人。按说，这是所谓学科带头人的任务，我推辞再三，最后只得接受。我知道，自己已经被推上了一个众目睽睽的看台，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经过一番认真的准备，在学期将要结束时，我上了连续一周的观摩课，讲的是茹志鹃的《百合花》。这次观摩课大获成功，受到了听课者的一致赞扬，在后来举行的讲评会上，大家对我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课堂效果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我的境遇在豫西师范经历了戏剧性的逆转，从漠视到重视，从冷淡到热情，此时的我已可以充分体味到一个青年教师在学校所能获得的声誉和风光。

我在豫西师范工作的时间虽短，但却弥足珍贵，因为在这里又一次证明了我坚持的两个人生原则：一是不要自甘平庸，在任何环境里，都要争取优秀和卓越；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用实力和业绩说话。

这是我3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的感悟，也算是我30多年的人生历程的写照。

02

在豫西师范第二个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洛阳地委宣传部一纸调令飞来，要我到洛阳地区的《洛神》编辑部报到。洛阳地区文联的领导们认真践诺，通过努力和争取，终于把我从豫西师范“挖”出来了。

1982年7月，我来到洛阳市区涧河旁边的一座小楼报到，成为《洛神》的一名编辑。

《洛神》是洛阳地区文联刚创办的文学刊物，当时办公和住宿的条件都很简陋。但是我却感到满足和幸福。能从事和自己的志趣爱好相同的职业，这使我从心底感到喜悦。师专毕业的时候，我放弃了不少让别人看来是上好的机会，就是为了能当一个文学编辑。

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文学的大繁荣时期，许多青年人都涌上了文学的道路。编辑部来稿很多，工作繁忙紧张。给许多作者回信，提出修改意见，给发表的作品写点评，接待来访的作者，同时还要向老同志们请教和学习。那时候，真的是忙并快乐着。

当时豫西地区的许多作者都是我联系和关注的对象。我编发了不少尚无名气的作者的稿子，也有的因此而改变了命运。那时候对作者是每稿必复的，除了印好的退稿信，对有基础的稿子，我都要亲自写信，提出修改意见。时至今日，有的作者见了还会说：我还保留着您给我写的信呢。

云南昆明的一位作者，寄来一部反映原国民党军队残部在金三角地区生活的中篇小说，说是投寄多家刊物均被退回，我觉得作品题材独特，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力主发表。这篇小说修改后在《洛神》发出，迅速引起反响，被多家选刊选载，并被峨眉电影厂改编为电影。作者给我来信说，是我给他带来了命运的转折，为了感激和纪念这一段编著情缘，特意将我的名字“张冠李戴”，把电影中主角的名字设计为“李文新”，将一个老兵的家乡设计为洛阳。这部电影片名为《逃出罪恶世界》，在洛阳放映的时候，我还在《洛阳日报》发了一篇文章，介绍这一段电影背后的故事。这位作者名叫甘昭沛，后来担任了云南省艺术研究所的所长。

著名作家李凖是洛阳孟津人，我代表编辑部向他约稿，这位以反映农村生活和短篇小说著称的小说家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牛梭头的叹息》在《洛神》1984年第4期发表，我作为责任编辑，应约在《河南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令人深思的叹息》，李凖看后颇为满意，从此也开始了我们之间近二十年的交往。

在《洛神》工作期间，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1983年4月，《洛神》举办了作品颁奖活动，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葛洛、省文联主席于黑丁、副主席朱可等和获奖作者参加，并举行文学报告会。

1983年夏，我和赵团欣赴北京山东等地组稿，在北京先后拜访了葛洛、田间、刘绍棠、林斤澜等著名作家，去刘心武家时，葛洛还特意让我们给他带了一盆花。

1984年由洛阳地区文联协助省作协举办了河南省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南丁、张有德、郑克西、段荃法、张一弓、叶文玲、田中禾等省内著名作家全部与会，并请时任中共临汝县委书记的吉长荣同志作农村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新气象的报告，后来河南文学界对这次座谈会评价很高，认为对河南作家创作理念创作方法的转变和提升，催生优秀作品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作为大会的会务人员，参与了座谈会的全过程，并和来自家乡的有关领导作了更多的沟通。

1985年，我被任命为《洛神》编辑部副主任，负责集稿和二审，即实际上的副主编。

当时的文学期刊，真的如百花齐放。《洛神》虽为地市级刊物，但由于坚持贴近生活贴近读者的办刊宗旨和认真严谨的编风，刊物深受读者喜爱，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等选载，发行量不断上升，最多的时候，期发行50余万份。

正当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1986年，根据省里行政区划调整的意见，洛阳地区撤销，三门峡升格为地级市，《洛神》也将随迁。地直各部门人员一分为二，一部分去三门峡，一部分留洛阳市对口安排。

当时负责去留人员的地委组织部领导给我谈话，要求我去三门峡，并明确告诉我，拟安排我担任市文联副主席。

但是，我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我认为自己的性格爱好只适合搞业务，而不适合当“官”，若以文学事业计，洛阳显然有更丰厚的资源和更广阔的舞台，就目前来说，我很满足于当一个文学编辑。尽管很多同学好友都对我劝说争取，前途啊，机遇啊，等等。但是最后我还是坚定地听从了自己发自内心的召唤。

原载《牡丹》2019年第10期

（未完待续）

张文欣，汝州市人。中国作协会员，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洛阳市德艺双馨文艺家。

曾任洛阳市文联、洛阳市作家协会主席，《牡丹》文学杂志主编，河南省文联第五届委员，河南省作家协会第三、四、五届理事，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洛阳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洛阳理工学院人文与社科学院特聘教授。先后发表出版散文、报告文学、小说等作品300多万字，并多次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