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编辑、文学创作,还有文学组织工作,一直是我的人生轨迹里的重要内容。
和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在龙门
近三十年来,我参与或组织的笔会、报告会、研讨会、座谈会等等这些文学活动,已经不计其数了。可以说,洛阳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大部分历程中,都留下了自己的汗水和足迹。许多有影响的文学活动,比如1984年的省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以及后来的郑、汴、洛三市笔会,已经可以载入河南新时期文学的史册。
1987年开始的郑、汴、洛三市文学笔会,我是重要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洛阳是倡导者也是第一站。后来,新乡和许昌也加入其中,规模越来越大,连续举办5年之久,成为影响和促进当时河南文学创作的重要载体。许多当年参加笔会的作者,后来都成为河南有影响的作家。
我从1987年开始,就一直实际上在主持洛阳市作协的日常工作。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学活动,通过活动给会员和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学习资讯和平台,加强交流,促进创作,增加协会的凝聚力,这是我坚持的工作思路,也视为自己的责任。在我的支持下,市作协还相继成立了诗词研究会和儿童文学学会,并且开展了许多有影响的活动,成为繁荣洛阳文学事业的两个重要的方面军。
但是洛阳市作协既无编制也无经费,每搞一次活动除了策划安排内容,还要筹集经费。跑腿,蹭脸,动员人家“理解和支持文学事业”,为此,我欠下了许多朋友的人情。
2006年,我从文联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后,却仍然担任市作协主席的职务。从2006年开始,连续三年,我先后和宜阳、孟津、伊川等县文联合作,每年都组织一次有主题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文学笔会。突破以往总是部分重点作者参加的模式,有意识让各县区都有一批作者参加,并邀请省会和外地作家举办讲座和报告会和交流活动,人数规模达近百人。这种形式使广大作者开阔了眼界,点燃了激情,有力地促进了文学创作,而参加这种笔会也成为很多作者的一种期待。
洛阳是历史文化名城,因此来访的作家和兄弟省市作协的同行甚多,于是接待也成为作协工作的经常任务。困难可想而知,但我坚持一条原则,凡是外地朋友来,一律热情相待,有条件的规格高一些,没有条件的就自己设法解决。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经常请外地客人到自己家里吃饭。北京的、山西的,陕西的,山东的,云南的,等等,当然河南的更多,再找些当地的作者们作陪,于是饭局就成了文学交流的一次聚会。而洛阳籍的作家从外地回来,我这里似乎也成了当然的落脚点。
朋友们开玩笑说,这叫“广积善缘”。当年,洛阳和郑州、开封以及南阳等兄弟地市的作协关系密切,而且我和这几地作协的主席秘书长都有深厚的个人友谊。有一年,我和韩国平在郑州参加新闻出版局组织的学习,因时间较长,结果很多朋友们都请我们吃饭,以至需要排队安排才行。
1993年,我曾获省作协首届文学组织工作奖,洛阳市作协后来也多次获省作协组织工作奖。
在繁忙紧张的行政事务工作之余,在晚上或是星期天、假日,我还坚持着我的另一种劳动:文字的耕耘。
也许和我广泛的兴趣爱好有关,也许和我多年的编辑生涯有关,我写东西很杂,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都有涉猎。我写散文和评论,也写小说和诗歌。在《洛阳师院学报》上,我曾发表过两篇古典文学研究的文章,一篇是关于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民歌体诗,一篇是关于晚清小说理论,专业性都很强。我写的一篇既像散文又像小说的东西,发表后竟然还被《中国文学》译成了英文和法文。诗歌,也被翻译介绍到韩国。
广而杂,但不精,都是半瓶子醋——这是我对自己写作的评价。有些朋友安慰我,说作为在基层文联作协当领导的人,像你这样的“全面手”,倒更具从事文学组织领导工作的优势和资源,因为基层的作者的写作大都较杂,这更便于和作者们交流或辅导。
在我现有的作品中,写的更多的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两部长篇报告文学《大路歌》和《河洛一叶》。
那是1995年国家交通部对洛阳实施大规模的对口扶贫工程之后,在短短的时间里,他们的业绩和事迹感动了洛阳人民,市里决定,除了报纸和电视,还要写一篇大作品。任务交给了我。当时交通部扶贫工作组分布在全市7个贫困县,在凛冽的寒风中,我开始了采访。一直到腊月二十七,我还在到处奔波。那一年春节前夕有一场大雪,我记得回来的时候厚厚的积雪快埋到我的膝盖。
写作的过程同样充满了艰辛,不过结果令人欣慰。《大路歌》成稿后,中国作协主办的大型文学期刊《中国作家》很快就决定采用,于1996年第6期发表。
5万多字的《大路歌》是作为重点稿件推出的,在卷首语中专门作了介绍。作品发表后当地媒体以及河南日报、新民晚报都作了评介。
时任洛阳市委书记的李柏栓,读了这篇报告文学后十分激动,把这期刊物亲自送到交通部长黄镇东手里。他向许多人推荐了这篇作品,说:“写得很感人,我看的时候感动得几次落泪”,后来,在市委全会上,他还讲到了这篇作品,对作者深入采访、努力创作的精神和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
《河洛一叶》则是写我的老师叶鹏教授的。
叶鹏是当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在1957年遭“丁酉之祸”,21岁被发配来洛,后来成为洛阳师专校长、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是洛阳著名的文化学者。叶鹏的业绩成就道德文章,还有他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的确是应该入传入书的。但是谁来写呢?多年前在一次洛阳师院中文系师生的聚会上,说到这个话题,大家认为此事非我莫属。其实这也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心愿,面对同学和老师的期望,我应诺了。
但是,我迟迟没有动笔。我觉得这个题材不好写。因为叶鹏本身是个文学评论家,而写他就要对他的著作文章给予评述,这是很难准确把握的,况且这是自己的老师,另外还有他的婚姻家庭,这些都避不开,又都是敏感的话题。
尽管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和叶鹏老师过从甚密,但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还是又抽时间作了多次认真的采访,收集和阅读了大量的资料,我记得是整整两大包。写作全在业余进行,紧张、艰难、其间也伴随着感情的起伏,激动、感奋,痛苦或者喜悦。有时候,泪水还会不自觉地模糊了双眼。这是我写作进入状态的情状。
6万多字的初稿完成后送给叶鹏,叶鹏看完后很高兴,说:“写得很好,出乎我的意料。我原来有两个担心,一是怕不到位,不能准确表达;二是怕写‘过’了,虚空溢美;现在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不错,不错,很多地方还读得我怦然心动呢。”
《河洛一叶》在《牡丹》分两期连载,立即引起很大反响。不少读者来信撰文评论赞扬。叶鹏的妹妹,著名作家,时任浙江省作协主席的叶文玲也称赞这篇纪实文学写得好。有一次,叶家几个姊妹来洛阳,叶鹏专门叫我过去和她们见面,叶家姊妹说她们都读了这篇作品,很感谢,轮番给我敬酒。
后来,这篇作品就成了人们解读叶鹏的最权威的读本,凡是有人或媒体来想深入了解采访,叶鹏就会推荐他们读这篇文章。
1998年,我的报告文学集《灿烂人生》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宋平同志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著名作家、原河南省文联主席南丁为本书作序。
1999年,我的散文随笔集《秋水红尘》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这一年,我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2001年,在洛阳市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市作协主席。
我的前任,是我的老师叶鹏先生。当年,作为洛阳师专校长、中文系教授的叶鹏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意于这个无编制、无级别、无报酬的“三无牌”作协主席的职务。为了请老师“出山”,我曾多次去动员“游说”,最后叶鹏才答应。
在我的心目中,叶鹏老师是洛阳文学界当之无愧的一面旗帜。这次协会换届,我的意思是想请叶鹏继续担任主席。但老师对我说:“作协其实一直是你在做具体工作,你年龄也不小了,我看还是由你兼任吧。”
按照程序征求意见,大家也都一致推举了我。我当选后主持新一届主席团作出的第一项决议,就是聘请叶鹏为作协名誉主席。
我认为,任何一个单位团体,都是一项薪火相传的事业,后来者的工作都是在前任的基础上的继续。对前任的尊重,既有利于工作和事业,也顺应人情伦理。
也是2001年,我就任市作协主席不久,迁入新居。叶鹏老师给我写了一首贺诗:
两袖清风一片霞
随君乔迁入新家
立身师承窗前竹
学诗韵借杯中茶
多情星月来斗室
一诺风雨赴天涯
冷眼评说人间事
最厌肩头插葵花
我请著名的书法家书写装裱,悬挂客厅,谁见了都说好,有好多人还专门来抄写。
三十多年的交往,除了师生之情,还有许多对世事人生的共识共鸣,相知甚深,既为师生,亦为挚友,和叶鹏老师的师生情缘是我珍贵的人生财富。
在我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既写了中科院院士陈俊武、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洛阳籍著名作家阎连科等等这些名人大家,也写了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我在采访和写作中以谦虚和热情,认真和坦诚,赢得了写作对象的信任和友谊,我作品中的主人公,后来大多也都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
从1996年开始,我连续任河南省作协三、四、五届理事,河南省文联五届委员。其中省作协第四届理事会设常务理事,我为常务理事。
2002年,我被推选为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2003年,我作为全省文联系统的先进个人,受到省人事厅和省文联的联合表彰,同年还被推选为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2004年,被洛阳市委市政府授予市优秀专家称号。
2006年,洛阳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我被聘为所长,特聘教授。这一年,我也被母校洛阳师院授予“学术之星”的荣誉称号。
200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两本报告文学集,中篇集《大路歌》和短篇集《时代记忆》。著名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傅溪鹏和原《人民文学》主编程树榛分别为这两本书写序。
傅溪鹏在序中说,张文欣的报告文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写主人公人生业绩的同时,始终注意在精神层面的探寻。人的尊严,人的品格,坚韧,执着,悲悯情怀和献身精神,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一直是他着力挖掘和表现的内容。读张文欣的作品,能够强烈感受到作者深沉浓郁的人文意识。”
程树榛则高度评价了作者二十多年里坚持写短篇报告文学的不易和意义。他认为,“可以说,这部报告文学集是处于变革时期的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一隅的真实记录,是这一阶段中国社会各个侧面生活的一些生动的“切片”,是关于这个时代的一种文学和社会学的记忆。”
两位著名作家评论家对我报告文学作品的概括评价,非常准确和精辟,让我衷心折服认可。这一年,我年满花甲。我想以这两本书作为自己报告文学写作的封笔之作,我想改变和调整一下写作的方式和体裁。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我在《洛阳日报》、《河南日报》和《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在《人民文学》《十月》和《中国国家地理》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多篇散文。2008年,我的一篇散文《我与一个城市的两本刊物》在《人民文学》和中国作家网联合举办的“我与新时期文学”的征文中获奖。
06
2010年10月,在市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我代表主席团作了最后一次工作报告,不再担任主席职务,被推举为名誉主席。
2011年1月,洛阳市写作学会成立,我被推选为会长。写作学会传统上是以高校教师为主,归口的主管部门是社科联。我的愿望是对传统的写作学会体制改造和创新,想搭建一个融合文学创作、写作理论研究和教学以及媒体人等多个群体参与的平台,真正把写作实践和写作理论沟通链接起来,既繁荣创作,也想面对社会研究和解决有关写作的一些问题。
大家的热情很高,但做起来有很多困难。不过我的想法倒是引起文学界和高校老师们的共鸣和响应。因为我曾长时间在文联任职,因此写作学会开会或有活动,一般都会请市社科联和市文联的领导参加,他们也都很支持我的工作,我的在文学界和社科界的“两栖”身份,也逐渐形成。有趣的是,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洛阳市文联和社科联先后召开代表大会,我都作为特邀代表与会。两次当特邀代表的还有一位是叶鹏先生。
2011年5月,我编著的《洛阳当代著名文艺家素描》一书出版,这是耗费了我5年心血的一部具有评传特色的纪实文学集,介绍了洛阳籍或长期在洛阳工作生活的17位当代著名作家和艺术家,他们不仅是洛阳的光荣和骄傲,同时也是洛阳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名片。当年10月,在洛阳召开了座谈会。传主作家阎连科、诗人李老乡、音乐家时乐濛和作家杨子敏的夫人,以及省作协原主席田中禾、河南文艺出版社原社长王幅明等,新任市委宣传部部长杨炳旭和市人大、政协有关领导出席了座谈会,并对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2013年,由我主编,同样也花费了我5年心血的一本书《洛阳楹联大观》出版,也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好评。这本书于我而言似乎有些不务正业。我本来真的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知道楹联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窗口,洛阳作为文化名城怎么没人做这个工作呢?等了多年之后,我是出来填这个空白的。说的高一点,这也算是一种文化责任或文化自觉,是我为洛阳文化建设主动作贡献的。
考察采风结束后, 80余名作家学者历经三年多的艰辛劳作笔耕,五卷本洛阳河流文化书系《河洛水韵》终于创作编纂完成,201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共分为黄河瀍河涧河、洛河、伊河、汝河白河和洛阳历代咏水诗辑注五卷,共计130万字。2018年12月,举办了首发式和座谈会,与会专家和领导对这套书系给予了高度评价,省作协发来的贺信中说,《河洛水韵》是“贡献于文学,贡献于文化,贡献于历史”的鸿篇巨制,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
作为这项活动的策划者、河流文化采风团的“团长”和本书的“主编”,除了耗费大量心血的组织协调工作,我还有三项独享的“特权”:一是参与了7条河流的全部考察,经历了酷暑和严冬,登高山涉险川,出入林莽荆棘,走完了全程。二是写了全部的河流,准确地说,是从不同角度写了有关7条河流的文章。这一组散文,也是我最用心最辛苦的一次写作体验。第三当然是通览全部五卷书稿并统稿审定。这三年多,我经历了最为紧张忙碌的时光。双休日节假日,大多也成为我伏案劳作的日子。但是,我也快乐着,并且一直满怀着感恩之情。除了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还有市文联、市社科联的各位领导,自始至终,他们一直都在关注、鼓励和支持着我,他们于我,就像是温暖的“家”一样的感觉和存在。
从2015年到2018年,这三年时光对我而言,确实有特殊的意义。除了《河洛水韵》这个系统工程,我还完成了另外两本书;主编《校园记忆》,撰写《陈俊武传》。
我是当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校园的“老三届”学生,同时也是所谓的“新三届”大学生,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也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历史不应该被遗忘,新三届同学那一段极为珍贵的校园记忆也不应该被轻易丢失。这些记忆既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同时也是时代的,无论是对于我们的下一代,还是对于中国当代史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在2011年就提出了编这样一本书的创意,并得到响应,但征稿集稿的过程也颇为不易。时至2016年,是母校洛阳师院建校100周年,这样一本书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出版才更有意义。于是在写作和编纂《河洛水韵》的同时,开辟了另一条战线;快马加鞭编纂《校园记忆——“新三届”和“老三届”的故事》,并终于赶在母校百年校庆前夕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并在洛阳师院召开了首发式和座谈会。与会有关领导、专家和老师、同学都对这本书蕴含的文化意义和史料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洛阳晚报》为此书专门策划了一个专版。
从这一年6月到2017年7月,终于完成了书稿。这一年多的时间,我的紧张和忙碌可想而知,所有的双休日节假日,我从来没有休息过。虽然辛苦劳累,但我的心中还是充满了愉悦。能通过传记记录和展示陈院士的人生道路、辉煌业绩和精神境界,将这种珍贵的精神资源和财富贡献于读者和社会,这对我也是一种幸运。在此期间,我曾因病住院,有几天曾是白天去采访,晚上回医院输液。书稿完成的第二天,就又住进了医院。
2018年1月,《陈俊武传》由中国石化出版社出版发行,当年3月,在洛阳召开了座谈会。陈院士本人、出版社和石化系统以及社会上的广大读者,都对这本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全国人常务会原副主任盛华仁在本书的序言中说:传记“内容全面,资料翔实,十九个章节各自成篇,又环环相扣,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和艺术性,是一部走近陈俊武,认识陈俊武,学习陈俊武的佳作。”
三年时间,7本书,收获的季节主要集中在2018年。这一年,我七十岁。
07
回首自己七十年的人生足迹,“文”字真的是深深嵌入其中。
开始是兴趣和爱好,后来这个“文”字竟成为我人生中一系列转折变化的契机和纽带。文,是原因;文,是结果;文,也是过程。文学组织、文学编辑、文学创作,还有文学教学,贯穿了我事业的全过程。这一切难道真是一种宿命?
冥冥中也许真的有种操控人生的力量吧,但我相信性格决定命运。不管怎么说,一生中能从事和自己志趣爱好相谐相同的职业,真的是一种幸运。
因此,回首往事的时候,我觉得无悔无愧。既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也无愧于自己的岗位,更无愧于自己的良心。
我60岁的时候,洛阳籍著名作家阎连科写了一篇题为《一隅大树六十年》的文章,发表在2008年第1期《河南作家》上。他说,“如果可以把洛阳的文学,称为一棵大树的话,张文欣大约是往这棵大树下浇水、施肥最多的人。如果把洛阳的文学称为一把小伞,张文欣大约应是那把小伞的伞杆。这把伞,这棵树,其荫被享的,不光是生活在洛阳之域的作家和作者,还有我们这些离开了那一块土地的所谓的文人。只要你是洛阳人,大约是一定没有不和文欣联络的人,一定没有不被他的关怀照顾过的人。我作为一个他的亲朋挚友,做为接纳了他无数照料和关怀的文学之弟,一个和他一样,把文学当作心灵归皈的惟一去处的写作者,从心底里想对他说的一句话是——既然是伞,就该永远的撑着;既然是树,就该永远的绿着。”
说实在话,当时读到这些文字,我是感动了,流泪了。但是,连科的这些话更多表达的是一种友谊和感情,至于评价,是太高了,我受之有愧。倒是另一位从洛阳走出去的大作家张宇对我的评价比较中肯:“小有成就”。
我虽然任过洛阳市文联、作协的主席和《牡丹》的主编,在洛阳文联的历史上,同时兼任这三个职务的,我似乎是第一人。但这不能说明我有多高的才华和水平,而是时代和历史,群众和组织,也是特殊的时期特殊的机遇赐予我的。
今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是新中国70年国庆之年,也是洛阳市文联成立70周年。作为70岁的同龄人,我心中有着更多的感慨。
我曾经历过十年“文革”,也曾经历过极左思潮肆虐的岁月。曾经恣肆蔓延的狂乱和荒诞,渐渐催生了关于国家民族未来的理性思考,经过阵痛和裂变,最终汇聚成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滔滔洪流,开启了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崭新的历史时期。40多年来,中国社会巨变,经济腾飞,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奇迹,尽管其中还有诸多弊端和不如意,但谁也不能否认我们身处其中的日新月异的感受。中国奇迹震撼着世界,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命运。
试想,如果不是恢复高考,如果没有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如果不是时代给予了我更多的机遇和舞台,我的生命中的“文”字也许只能被扭曲或消磨,湮没在岁月的尘埃之中。
我其实是个极平凡的人,极普通的人,至多算是个努力认真做事的人,作为一个无任何“背景”的普通农家子弟,能够登堂入室,进入洛阳文联工作,我已经很知足了。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在文联工作几十年,我不过是写了几篇文章,做了几件事,为文化文学事业出了一点微薄之力而已。在秀木参天的文学之林面前,在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面前,自己实实在地感到渺小。
感恩时代,感恩曾经关心、帮助和支持过我的领导、同事和朋友们,感恩洛阳市文联这个“家”。
2019年8月17日
张文欣,汝州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洛阳德艺双馨文艺家。曾任洛阳市文联、洛阳市作家协会主席,《牡丹》文学杂志主编,河南省文联第五届委员,河南省作家协会第三、四、五届理事,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洛阳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洛阳理工学院人文与社科学院特聘教授。先后发表出版散文、报告文学、小说等作品300多万字,并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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